药物经济学是在我国新兴的一种学科，应用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研究医药领域有关药物资源利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规律，研究如何提高药物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以有限的药物资源实现健康状况最大限度的改善。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药物经济学在国外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应用。
药物经济学的前世今生
自20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率先应用药物经济学指导药品报销目录的制定至今，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先后制定了本国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或称评价准则)，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应用药物经济学指导本国报销药品的选择、新药审评、药品价格的制定等。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1993年才开始有药物经济学方面的介绍性文章发表，2000年前后才开始有较多的临床用药选择方面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文献发表。
2008年7月，中国医师协会与中国药学会携手正式重新启动了曾一度搁浅的《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编制项目。《指南》的制定与推广，将对中国药物经济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并有望使药物经济学研究由学术层面上升到政策层面。此外，《指南》的制定与规范，还可增强企业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研究的动力和积极性，并给予医药领域相关环节药物经济学实践活动相应的指导。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调整药品价格”措施当中明确提出：“对新药和专利药品逐步实行上市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此外，根据新医改的有关要求，基本药物的遴选、医保目录的制定到临床路径选择的各个实施环节中，都将逐步引入药物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新医改有关“药物经济性评价”的要求，已在医药行业引起震动。所谓药物经济性评价，就是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相关数据评价药物的临床治疗价值，即在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基础上，对药物的质量、疗效等性能与药品成本做出的综合判断。这和价值医学提出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一般而论，药物的性能和成本的比值越大，说明该药的经济性越好。当然，药物经济学应用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卫生经济(包括药物经济)研究，不仅有政治经济层面的分析(如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制度经济等问题)，也有技术经济问题，二者缺一不可，不能脱节对立，只能互补。事实上，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问题不仅有针对整个卫生体系的宏观资源配置问题，也有针对主要疾病的具体技术对应的微观层面资源配置问题。宏观政治层面要求面向基层，为多数人服务，重预防等，但其具体落实必须依赖于具体技术经济层面的分析，否则宏观层面的政治目标难以落到实处。这是我国卫生经济研究的主要薄弱环节之一，也是政府管理人员和一线工作者常常感到现行的卫生经济研究多停于纸上谈兵的缘由所在。
其二，既是研究资源配置，这就需要最基本的供求分析，而这种供求分析并不是一般经济学中的泛泛而论(如诱导需求，信息不对称等);更重要的是针对主要疾病及其对应的具体技术特征的供求分析，而不仅仅是比较费用的高低(尤其是比较单价高低，或是成本效果分析等)。例如慢性病和传染病的具体技术供求特征显然是不一的，慢性病中高血压、糖尿病和脑卒中的供求特征显然又是不一的;事实上，有比较才有区别，有区别才有政策。
其三，目前我国药物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大学中的卫生经济研究人员及其医疗机构中的药事人员，而医疗机构中的一线医务人员和国内制药企业针对自身上市后的药品监测与评价非常少。为此，北京双鹤药业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在上海市两个大型社区的2000余名高血压患者中开展了一项名为《降压0号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成本——效果分析》的研究(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的一部分)，并委托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开展了《上市后药品监测与经济评价数据库基础框架建设》，以及“中国人群糖尿病预防和控制的经济学研究”。就此而论，在运用药物经济学评价药品方面，北京双鹤药业无疑走在国内企业的前列。
糖尿病药物治疗现状堪忧
1979年后的20年间，我国糖尿病的患病人数就已经跃为世界第二大国(仅次于印度)，患病率达3.2%(1996年);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富裕城乡居民的糖尿病患病率已达9.7%;这样的增长趋势意味着现今我国糖尿病的实际患病人数已经远不止4000万人。2010年3月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在媒体发布会上通告了中国成人糖尿病流行病学情况，宣布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高达9240万，1.482亿成人处于糖尿病前期，“已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糖尿病流行病的中心”。其中，重要的流行特征是在2型糖尿病是糖尿病人群的主体中，又有73.2%的患者有一种或多种糖尿病并发症，并以中低收入的糖尿病患者居多，而享有的保障水平又较低。
与上述糖尿病人群流行特点相对应的是：我国糖尿病人群的社会经济负担日趋加重。从2003年的年直接医疗总费用167.76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538.81亿元，分别占同期卫生总费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71%和0.18%;其间的年均增长速度已高达26.06%，远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10.82%)。
从卫生经济学和人群防治中基本医疗干预技术应用的角度来看，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基本医疗干预是目前最值得关注和有重大意义的两种疾病。而其中糖尿病的诊疗费用负担又明显高于高血压，次均住院费用(2004年)约为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一半以上，以及农村居民的1.5倍。
已知糖尿病的防治措施中，除了运动、控制饮食以外，最主要的消费性医疗措施就是药物。而在我国对应的基本药物配置现状(供求现状)存在相当程度的问题。调研显示：中国糖尿病中低收入人群实际消费需求仍以中低价位降糖药为主，且可支付得起的品种相当有限，主要是大医院已近乎淘汰的“廉普药”，其每片的价格仍旧停留在以分和角为计，如二甲双胍、格列齐特、格列吡嗪、优降糖和消渴丸等(见表)。这些药品具有相对较强的基本品特征，但是，从糖尿病市场销售和三级医院供药现状来看，降糖药物供给数量一直处于增长态势，品种日趋多样化，却是以具有弱基本品特征的“新贵药”为主。
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卫生总费用研究，2007年，在全国医疗机构消耗的药品总费用中，城市医院(包括疗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其中包括了分不出来的少部分乡镇个体诊所)的药品消耗费用比重分别为58.46%和10.29%，农村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药品消耗费用比重分别为17.76%、8.64%和4.85%。也就是说近80%的药品费用消耗于县医院和城市大医院，与此对应的是有限纳税人的基本医疗保障费用也主要投向了大医院，更确切地说是投向了享有较高水平报销的“新贵药”，糖尿病药品的供给现状也不例外。由此可见，我国降糖药物的资源配置与实际需求脱节，并且有失公允。
更为严重的是，在糖尿病治疗药品供给中，中等偏低收入人群可支付起的 “廉普老药”，又处于多厂家恶性竞争之中，并且多数品种来自中小企业，有的产品价格便宜得让人无法不怀疑其质量。那么这些可获得的最基本药品何以保障多数糖尿病患者的健康?
再如有坚实的循证医学证据(DPP、UKPDS、Cochrane)和在国际糖尿病权威指南中的地位不断加强的二甲双胍，已经为糖尿病治疗的起始用药和全程用药。当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格华止在2001年专利到期后，在中国有大量仿制药蜂拥而上，2010年国内市场上进口和国产的二甲双胍药物的注册批文超过300个，仿制品价格竞争激烈，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对我国糖尿病多数人群可用得起的二甲双胍类药进行了具体的成本效果初步分析。无论是据以往的各类降糖药成本效果文献评价，还是我们对降糖药成本效果初步评价结果，均显示二甲双胍不仅在治疗2型糖尿病上具有优势地位，而且还具有较强的经济性。
鉴于药物经济学和价值医学一致强调药物的临床治疗价值，即在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基础上，对药物的质量、疗效等性能与药品成本做出的综合判断。我们以万辉双鹤生产国产新型的二甲双胍缓释剂卜可为例，进行了自身不同剂型间的药物经济学初步成本效果比较。首先，卜可采用先进的Gel Shield凝胶防护扩散系统，具备两种不同黏度的凝胶，以满足患者快速降糖及缓慢降糖的双重需求;药物释放平稳，在有效控制血糖的同时，使患者胃肠道反应更少。又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国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完成的卜可在以水为介质的液体中与施贵宝生产的二甲双胍缓释片具有一致的释放曲线;以及亚洲糖尿病副主席、中日友好医院杨文英教授牵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洪天配教授、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杨金奎教授合作的随机、平行、开放、对照、多中心的前瞻性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卜可与相同剂量的格华止降糖效果相当，且卜可发生胃肠道不良反应的例数更少(此项研究已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我们的比较结果提示：与国外二甲双胍普通片(格华止)相比，HbA1c每降低1%，患者使用格华止日治疗最低、最高费用分别为1元和4元，使用卜可日治疗最低、最高费用仅为0.33元和1.33元。就缓释剂型(如卜可)使用更方便，能提高患者的依从性，部分品种已被证明不良反应率更低，每日药费具有一定的经济性而论，我们认为，这类降糖药更适合我国国情，只要产品质量有保证，则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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