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数量较低，死囚器官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我国法律规定，器官移植必须有符合伦理学的来源，器官必须来自无偿捐献者的爱心，必须保证公平、公开、透明和可溯源。
但是，由于以往缺乏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导致了器官来源不明、非法器官买卖、器官移植旅游等乱象的丛生。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公开透明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制度框架。2014年，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取得重大突破，实现近1700例捐献，成功完成了5000个大器官移植。加上亲体捐献，2014年我国80%以上的器官来自公民自愿捐献(包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和直系亲属活体捐献)。
停用了，没人捐献咋办
调查显示，公民捐献意愿并不低，器官移植量反而可能大增
器官短缺是全球都面临的难题。但是，我国移植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一个完善的、依法管理的国家捐献与移植体系。不能推卸责任，将落后的管理体制造成的问题，归结到传统文化上去。
他说，解决器官供体短缺的问题，只有通过适当的途径，才能真正实现。如果把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与死囚器官混在一起，公民的捐献意愿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告别死囚器官依赖，不仅不会造成器官短缺加重，反而会促使更多公民自愿捐献器官。
去年八成以上器官来自自愿捐献，这表明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局面已经打破。
停用死囚器官以后，我国的器官移植量还有可能大大增加。
据广州、武汉等地的随机民众调查显示，有34%的民众有意愿捐献器官。这一比例在英国，也只有45%。
目前，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具有器官移植指征，可以通过移植手术来挽救生命。但目前，我国每年仅有1万余名患者能接受移植手术，供需比是1∶30，许多患者因等不到供体抱憾而终。
这只是理论上的推算，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他认为，器官移植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无法进行移植不都是因为缺少供体。移植手术价格昂贵，我国医保暂时没有覆盖，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够支付移植手术和术后维护的医疗费用，有很大一部分病人因经济原因放弃手术。
另外，器官移植技术复杂，我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
美国有300多家移植医院和中心，每年开展约2.5万例器官移植。中国每年正常死亡有600多万人，即使只有1‰的捐献，也有6000人。按照平均每人捐献3个器官计算，可以进行1.8万例移植手术。
未来3到5年，中国有望以无可争辩的伦理学标准，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以“心死亡”还是“脑死亡”为准
制定3类标准，并独创心脑双死亡标准
按世界上公认的伦理学原则，器官捐献模式在选择上存在先后顺序，依次为脑死亡捐献、心死亡捐献、亲属活体捐献、非亲属活体捐献。应该说，脑死亡是最科学的死亡判定标准，我国于2003年发表了中国“脑死亡”判断标准和建议判定死亡的程序。
但是，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人们对“脑死亡”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应尊重这样的现实国情。所以在试点中，“心死亡”和“脑死亡”两套标准同时存在，即公众可以自主自愿选择死亡标准，法律层面仍以“心死亡”为统一标准。
现在，世界上超过90个国家都规定以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这对器官捐献工作是有益的。因为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身体器官仍然有血氧供应，能够较好地保持活力以便进行利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我国器官捐献工作以心死亡为法律依据，制定了中国器官捐献死亡判断3类标准：脑死亡;心死亡;心脑双死亡。公众认可脑死亡的可以用脑死亡标准，认可心死亡的就用心死亡标准。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