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在对新发地市场和周边村落、居民走访时发现，依托这个市场的发展，新发地本村村民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市场对他们意义重大。而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正是促使新发地正视自身发展问题，加强产业升级改造的根本动力。不只是新发地，还有红桥市场等继续留守的大型市场，留守背后的辐射效应与示范作用更为重要。
回迁农民上楼后的经济纽带
过了腊八，就是年。北京城的年味越来越浓，北京人也开始奔忙起来，置办年货。
58岁的黄妈最近很怵新发地，“大车都堵路上，哪儿都不方便，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还是别靠近了。”
新发地市场位于北京城的西南，这个占地面积1520亩的大型批发市场，使得围绕其周边的京开高速、南苑西路、丰台南路、黄陈路、京良路，常年处于交通高流量压力之下。每到逢年过节，来此送货和采购的车辆让这几条路呈现出红色的最高级别拥堵，从电子地图上看，长方形的市场像是配了个红框的手机。
黄妈就住在新发地市场西侧的银地家园，2005年两广路拆迁，她们一家三口被安置于此。“这个小区人很杂，有我们两广拆迁搬过来的，有过来买商品房的，也有本地农民拆迁上楼的。”当初安置到银地家园时，黄妈一家花了20多万，买了个80平方米的两居室，均价比同小区商品房低，仅2000多元/平方米。10年过去了，现在小区的单价已经涨到每平方米2.5万左右，不过，仅此一套住宅的黄妈觉得，这样的涨幅对自己没意义，“卖了就没地方住了”。
言语间，老人会对回迁上楼的农民流露出羡慕之情，“这儿的农民都上了楼，一家分三套房，还有补偿，现在住一套租两套，日子就宽松多了。”银地家园小区的回迁农民，主要来自临近的黄土岗村，并不是新发地村。“新发地村的农民，待遇更好，他们是隔壁天伦锦城的，那边小区环境比我们这边强多了。”
银地家园南侧，隔着一条马路就是天伦锦城，这是一个人车出入都需要刷卡的封闭式小区，从二手房的单价上看，也比银地家园高1000到2000块钱。“这小区现在纯新发地本地人已经不多了，留下的就是一些老年人。年轻人有些在这边上班的，还住这儿。不在这上班的，进城了，尤其孩子要上学的。”一名在天伦锦城开店的房产中介陈涛(化名)告诉记者，纯新发地本村人每户都分到了几套房子，多数出租，如果想改善生活条件“只需要卖一套”。
“说实话，这村农民真不缺钱，村里解决房子、解决工作，多合适。”天伦锦城的开发商是北京丰泰新房地产开发公司，公司的总经理不是别人，就是新发地集团董事长、新发地村党总支书记张玉玺。2011年，“丰泰新”又在天伦锦城南侧开发了更高端的低密度洋房项目“期颐百年”。这个容积率只有1.33、绿化率高达54%的楼盘，将升值空间直指“南城计划”和“新航城”，以吸引追求品质和潜力的购房者为主。这些房地产项目，除了回迁补偿给农民的，其余都是商品房。
一个市场撬动5亿多集体经济
在期颐百年的中央花园，61岁的白大爷遛弯顺便遛狗。闺女嫁出了村，家里就只剩白大爷和老伴儿俩人。这位土生土长的新发地村人，看着小区外黄陈路上拥堵不堪的大货车，喃喃道：“这儿啊，还得再堵十天。”
白大爷说，他是看着市场一点一点建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之前，新发地村和周边几个村一样，以农业为主，农民多数是菜农。当时蔬菜的供销由二商局控制，直到1985年，北京的菜农才可以自产自销，外地的蔬菜也能进京。从那时候开始，在北京城的近郊陆陆续续开始自发形成了一些农贸市场。“那时候还没有四环路，新发地肯定算郊区了。”新发地建立初期，避免不了的是脏乱差，当时的张玉玺，就是主要负责治理本村这个农贸市场的村干部之一。
由于新发地村紧邻106国道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市场越整治却越繁荣。最后在时任丰台区工商所所长田振梅的“点拨”下，张玉玺经村党支部同意，带着本村14名青年，用铁丝网围起了15亩地，形成了新发地市场的原型。
“那是1988年，我记得可清楚，一开始去市场里干活是不拿什么钱的，算是义务劳动。”白大爷说，当时没人在意这个市场的前景，但附近村的菜农、周边乡镇的菜农开始陆续往这个正规市场里送菜，再后来，就是临近的河北市县、天津、山东、全国甚至世界各地。
如今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早已是北京最大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2014年，农产品交易量1400万吨，交易额达536亿元。每天，在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蔬菜水果80%左右来自新发地。2012年，新发地村集体经济总收入5.27亿元，全村2800多名劳动力，在村办企业上班的占81%。而前几年，这个比例甚至达到95%以上。
批发市场火起来之后，新发地村的集体经济也开始星火燎原，除了丰泰新房地产开发公司，还有汉龙货运中心、木材市场、长途客运站等大小40多个村办企业。
记者发现，众多村办企业中物流、仓储、餐饮等企业众多，他们都与新发地市场存在直接的业务关系，市场一旦迁走，依附于市场的村办企业多数也将不复存在。显然,这是新发地留守的重要因素。
整体利益和村落利益如何平衡
“先有村再有市场，市场是村里的，我们村里已经没有田，农民的收入就靠这个市场。”白大爷说，自己的退休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都由村里负担。他觉得，市场搬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虽然年年说，但总搬不了”。
对新发地本村村民来说，他们享受到了新发地市场大发展带来的红利，而红利并不会惠及黄妈这样的“迁入者”，所以后者更容易感受到发展的负面效应。黄妈已经退休，她只是逢年过节时不敢去市场周边转悠。而对于那些在天伦锦城、期颐百年置业以及九龙山庄、理想城购买商品房的普通市民来说，新发地市场不断扩容带来的环境、交通问题，他们每天都需要面对。
仅靠新发地村2000多名劳动力不足以支撑起整个新发地地区庞大的产业集群，外来的劳动力需要就近解决衣食住行，于是在新发地周边，出现了大量群租房、棚户区。
记者发现，由于新发地处于丰台、大兴、房山三区交界，管理上存在真空。比如本报曾经报道过的陈留村违建群租，距离新发地咫尺之遥。记者最近再次走访时发现，就在新发地市场大农门边，还有一个比陈留村更杂乱的棚户区，这里垃圾成堆、无人清扫。临时租住于此的人们，甚至不知道这个角落具体叫什么。
北京市疏解人口的大多数举措，都来自政府的强推力。这样的强推力，对城中村、一般批发市场的疏解是起效的。但是像新发地这样的村办企业，就会碰到北京整体利益和村落利益的冲突。那么，也许可以尝试通过政府买断的形式，既保证村民的收入，又起到以业控人的实效。像新发地这样拉动周边产业的大市场，政府可以与基层、与村落协商，怎么在保证村民收益的情况下，逐渐找到替代的战略，用新的、高层次的业态去替代传统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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